网球冠军莎拉波娃(Maria Sharapova)在十年前第一次服用米屈肼时并没有违反任何规定。
但她在2016年1月1日世界反兴奋剂机构(WADA)禁止该心脏病药物后仍然继续使用,使国际网联(ITF)在6月8日宣布对其禁赛两年。莎拉波娃已对该结果进行上诉,结果将于9月公布。
俄罗斯网球运动员莎拉波娃因服用禁药米屈肼而被禁赛两年。图片来源:William West/AFP/Getty Images |
在被禁之前,米屈肼只是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监控计划中的诸多药品之一——这个计划相当于是一个未来可能会被禁药物的观察清单。该名单是公开的,目前包括从抗抑郁药安非拉酮到降压药替米沙坦等一系列药物。
世界反兴奋剂机构没有公布当下使用该观察清单中所列药物的估计运动员人数。对于米屈肼来说,使用的人数可能相当多。一项发表在英国运动医学期刊(British Journal of Sports Medicine)上的研究称,在2015年欧洲运动会中收集的762份尿液样本中,有66份检验出米屈肼阳性。
运动员使用观察清单中所列的药物到底是为了治疗疾病还是为了获得不公平的竞争优势,往往并不明晰。制定世界反兴奋剂组织禁药清单的国际科学家专家组最终对此做出区分(因合法医学需求使用禁药的运动员可以申请治疗用途豁免)。
是什么导致一种药被禁?NPR向世界反兴奋剂机构自2002年以来的科学主管、毒物学者奥利维尔·拉宾(Olivier Rabin)询问了禁药背后的科学。
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科学主管、毒物学者奥利维尔·拉宾(Olivier Rabin)图片来源:Jacqueline La Cruz/Courtesy of World Anti-Doping Agency
以下采访内容因长度和清晰性需求做了一定的编辑。
当科学家们决定是否要禁掉一种药物时,你们会考虑哪些标准?
我们禁掉一种药物的决定不只基于它是否有增强表现的效用。那当然是我们考虑的方面之一,但我们同时会考虑这种药物是否会伤害运动员的健康,以及使用这种药物是否违反了体育精神。一种药物进入被禁名单,必须满足这三条标准中的两条。也有一些药物全部满足。例如,促红细胞生成素显然有增强表现的效用(它促进了红细胞的生成),它也有害健康,同时,有些运动员通过服用它来取得竞争优势。
米屈肼只在观察清单中列了一年。科学家们为何这么快就决定了它应该被禁掉?
全球范围内有34个经过世界反兴奋剂机构认证的反兴奋剂实验室,他们会在运动员使用了位列于观察清单上的药物时通知我们。对于米屈肼来说,其全队使用的服药模式迅速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因为这通常意味着它并非出于医学目的被使用。一支队伍中的每个人都需要同一种治疗,怎么可能呢?科研文献中确实也有一些研究证实了米屈肼具有提高运动表现的作用。这些要素让我们的专家们毫不怀疑地认为它应该被禁掉。就威胁运动员健康这点来说,尽管最近有一些论文在质疑米屈肼的安全性,但它可能并不是一种特别有毒性的物质。
世界反兴奋剂机构是否曾进行自己的科学测试,鉴别某种药物是否有运动增强效果?
有的,我们和世界范围内的运动实验室合作,与现在不再参赛的运动员们一起进行研究。例如,麦肯齐(Don McKenzie)在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运动生理实验室为我们做了一些有关哮喘药沙丁胺醇(也被称作舒喘灵)的研究。
如果运动员有治疗哮喘的明确需求的话,我们可以给他们定一个允许服用的剂量阈限。
如果一种药物在一定剂量下的使用是合法的,你们如何确保正常使用该药物的运动员在检测中不显示阳性呢?
在我们为这些药物设计检验测试时,必须考虑很多干扰因素。例如,伪麻黄碱是感冒药的一种成分,我们禁止对其进行高剂量服用。酸性饮料会增加伪麻黄碱在身体中的扩散速度。所以可能会有这种情况:一名运动员药检呈阳性,但他说是因为他赛前喝了很多橙汁而导致的。我们资助了很多控制及其严格的实验,来明确诸如剂量、运动、饮料摄取以及测试时间等不同变量对尿液中伪麻黄碱浓度的影响。我们希望确保在此运用的科学是可靠的,因为我们不想错罚一名清白的运动员。
如果你们认为某种药物可能会伤害运动员的健康,那你们如何设计实验来检验它是否有增强运动效果的作用?
对于一些药物我们是无法进行实验的,那样做有悖于道德。我们已经看到过一些非法药物在未经过任何安全测试的情况下从试验阶段直接运用于人体,所以我们对该药物的毒性几乎一无所知。而且,比如在美国,如果你要将某种药应用于人,你必须取得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的批准,而那些药物并没有。但说到底,难道会有运动员为了提高运动表现以外的理由服用非法药物吗?提高运动表现的效果或大或小,我们不清楚,但我们必须为保护运动员的健康而有所作为,这正是禁药的第二条原则。
在你们做出禁用一种药物的决定之前,它通常会在观察清单中停留多久?
这取决于我们观察到的使用模式以及我们需要收集的相关信息。咖啡因在被列在观察清单中接近十三年,米屈肼只被列了一年。有时候我们把一种药物列在观察清单中两三年,接着在发现没有滥用的模式后就移除了它。当我们有足够信息的那一刻,我们便会做出决定。